统计局：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3% 环比上涨1.1%

因为在以契约自由与自主竞争为基础的近现代市民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信念认为，人们能够非常实际和明智地照顾，任何允许法官基于实质不平等为由而宣布合同无效的规则都是家长式的做法，并有损于法律的确定性。

严重后果的认定是抚慰金算定的前提条件，实践中法院一般非常谨慎，多以证据不足、未能证明严重后果为由不予支持赔偿请求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3]。(二)造成公民残疾，或者虽未达到评残程度但造成永久性伤痕或精神疾病，严重影响其工作、生活的。

在适当的时候，扩展适用要件至譬如教育科研、社会组织身份等方面，从更好的保障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角度来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院赔偿委员会对于严重后果的一种法律解释路径。3.适用要件的关系：并列还是选择 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以一个和字连接，是一种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换句话说，认定受害人精神损害严重后果需要两个适用要件满足其一即可还是两者须兼备？对于这个问题，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若须两者兼备，似有些强人所难。党组关系中断、学业中断并不影响生活或生产。…… [20]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9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

在此意义上，所谓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是指：公民不受约束和妨碍地，通过自身劳动获得劳动报酬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正常生计，履行扶养义务等。朱芒.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0，(3)。但是，如此一来，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适用范围发生重叠。

因此，若是因乘人之危发生显失公平的结果，则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就会重叠。[16]因此，传统英国法缺乏一个允许一方当事人从对方当事人利用其危机或其他交易不利条件所签订的明显不利的合同中解脱出来的一般原则。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孙宪忠执笔），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70条的规定是对乘人之危类型的列举，而非对乘人之危的定义。

为了指导司法实践，最高法院《民法通则意见》条对显失公平的适用进行了界定，认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二是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欺诈与胁迫。

为解开现行法上的症结，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顺应比较法上相关制度的发展趋势，舍弃乘人之危而保留显失公平，并从主、客观要素两个方面构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以保障意思自决原则并兼及给付等价原则。（3）在立法目的上，乘人之危之所以被《民法通则》列为法律行为绝对无效的事由，是为彰显法律对恶意行为的制裁功能，而单纯描述利益失衡结果的行为属于显失公平或者重大误解的范畴。[23]同注10引书，第543页。开创新立法例的是《德国民法典》。

缺乏判断能力是指行为人明显缺乏理智考虑而实施法律行为或正确评判双方对待给付与法律行为经济后果之能力。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主决定而不是自主决定俯拾皆是，一方当事人的私人自治似乎构成另一方私人自治的障碍。主要理由在于：首先，从立法资料来看，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合同法草案第三稿第39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存在主观要件的限制。但也有学者认为，德国法对暴利行为所作的规定都不过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其在审判实践中都极少得到运用。

徐涤宇：非常损失规则的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第111-119页。[50]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350页。

这是因为，获得暴利者只是利用行为人的急迫等情形获取暴利，行为人则以自由意思为给付或给付之约定相对人。但这里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不是来自暴利行为的相对人，而是源于获得暴利者，相反，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被推定是完整的。

[47]参见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在当时的学者看来，合同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其自愿接受义务是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实现交易公正的最佳方法。于此情形，乘人之危的主观要件与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就会发生重合，因为依据《民法通则意见》第70、72条的规定，乘人之危的主观构成要件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本身也可以作为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一方利用优势的具体表现形式。[74]给付的不相称以订立合同时为基准，至于合同订立之后交易价格上涨属于商业风险，这一点已为我国审判实践所承认。此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应当以客观价值即给付的交易价值为标准判断。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

笔者认为，乘人之危与欺诈、胁迫并列为意思表示瑕疵的独立类型，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法国民法典》第1118条将合同损害规定于误解、欺诈以及胁迫之后，多数学者认为，合同损害应为意思表示瑕疵之一，该规则实际上是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瑕疵的推定之上。

[79]参见林诚二：《民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犯页。（二）乘人之危不足以成为意思表示瑕疵的独立类型 在私法范围内，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个人自由的范围同时也是个人责任的范围，自由的人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不自由的人无须承担责任。

因为此类合同所欠缺的不是表示要素而是标的公平性。[51]因此，《民法通则》规定的乘人之危只要一方实施了乘人之危的行为使他方被迫作出了违背真意的意思表示即可，至于是否造成他方利益严重受损、一方获得不正当利益、双方利益显失公平等结果应不予考虑，以维护当事人意志自由和意思自治。

[69]梁慧星教授负责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第137条）与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第79条）均主张采纳显失公平，同时废除了乘人之危。这兼具法、德民法的特征。主张对其修正的学者认为，应将显失公平制度塑造为一种主要以实质公平为判断标准的制度，乘人之危则应解释为一种类似于德国法系上的暴利行为制度。[29]纯粹客观的显失公平，并不足以应对工商业社会中屡见不鲜的不公正给付行为，主客观兼有的暴利行为逐渐取代显失公平规则。

[30]同注1引书，第233页。[14]HughBeale，ArthurHartkamp，HeinKdtzDenisTallon，Comraci466（HartPublishing2002） [15]王泽鉴：《民法概要》，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三) 现实困境的理论根源 立法者当初将暴利行为分解为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前者强调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急等不利情势，即学说上所称的主观要件，而后者不强调主观要件，且在法律效果上，前者属于无效，后者属于可撤销。[65]参见易军：民法公平原则新诠释"，载《法学家》2012年第4期。

六、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的现实困境及理论根源 （一）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适用范围的重叠 如前所述，显失公平的判定虽有分歧，但在解释上宜认为采取的是双重要件说，不仅要求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而且存在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的主观情事。[45]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250页。

明显的意志薄弱则是指微弱的抵御能力。[44]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352页。[3]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49]同注2引书，第238页。

具体而言：（1）若是认为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既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恶意乘对方危难处境，也要求客观上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显著失衡，那么这将会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完全重合[50]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350页。

其中，恶意利用是指有意利用法律行为对方当事人的困难情境牟取过度利益。然而，在一方当事人因为无知或不成熟而致使合同给付极不均衡的情形，现代英国法通过对价不充分为弱小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类似于大陆法系规定的救济。

[77]德国学说认为，暴利行为的构成虽然包括主观要件即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劣势地位，这一点和意思表示的瑕疵有相近之处。作为独立的可撤销原因，显失公平应是上述类型以外的类型。